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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日前，廣州市紀委發佈消息稱，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長、黨委書記李俊夫涉嫌嚴重違紀，正在接受組織調查。國土房管局局長的權力究竟有多大，一時間成為坊間議論的熱點。昨日，新華社亦刊文追問，“李俊夫肩挑多職，權力有多大？”
　　外界對於國土資源與房屋管理局局長的權力分析，更多是將部門法定職權與局長職位做進一步聯繫，而局長作為特定政府部門的負責人，除了諸項具體分管工作之外，所謂“主持全面工作”也讓其自身權力與部門權力之間，建立了更為密切的聯繫。
　　由新華社報道可知，國土房管局的職能，“左手土地，右手房產”，該局局長的權力亦對應這兩方面，具體細分則可以列出土地收儲、土地出讓、房地產市場調控、保障房建設等幾大塊內容。近年來城市化進程極快，土地價值急速膨脹，也帶來了巨大的尋租空間和腐敗風險。簡單的幾塊主要職責列出，便足以讓人明白這個部門和職位所代表的巨大利益。值得註意的是，李俊夫執掌國土房管局的這幾年，也恰是廣州市土地出讓狂飆突進的幾年，加上其作為局所分管的政府徵用土地辦公室、市土地開發中心主任等機構，事實上直接掌管了“土地、房管、住房保障全流程”。
　　在公眾口耳相傳中的所謂“肥差”，大抵便是類似國土房管、城建、交通這樣的部門，它們所共有的公共特質包括，承擔的政府公共權力巨大，其決策與管理職能對城市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。而與此同時，因為權力缺乏監督所導致的尋租空間，也異常的大。城市“三舊”改造過程中對具體地塊的甄別，由原業主開發還是收歸國有，存在著巨大的可調控空間，而這個空間同時也為權力尋租提供著個中方便。同樣的利益邏輯還可以在包括土地出讓、房地產市場調控、保障房建設等多個領域尋到跡象，這顯然已經不是個案特例所能解釋，已成為具有相當針對性的普遍現象。
　　但是必須要明確的是，權力大，並非腐敗滋生的必然結果，相關政府職能部門有些成為所謂“肥差”，有些則相對變成“清水衙門”，這其中最大的問題還在於監督的缺位和失範。事實上，對於相關領域權力缺乏監督的認知，並不局限在某些個案被查處、被披露後的時間，而社會對政府權力(尤其是類似國土房管、城建、交通等利益豐厚的權力)的監督與防範，從來都應該是(而且必須是)一個常態化的制度設計，不能滿足於運動式的查處風暴。成熟、健康的社會機制，有必要也必須有能力對相關權力的濫用做到制度性的預防與抵抗。
　　目前的問題在於，現有的制度設計與監督架構，要麼處於失效的狀態，要麼則後知後覺，再或者即便有監督的意識卻尚未觸及權力尋租的核心利益所在。2013年，廣州市國土房管局成為廣州市信息公開案“吃官司最多”的部門。零星的、外圍的監督固然也在發生，但權力尋租的核心層面，仍待真正有效的制約力。有數據統計顯示，作為國土房管局局長的李俊夫，“近兩年市兩會，都持續請假，2013年請假4次”。對於類似國土房管局這樣的部門，現有的決策監督設計是否足以有效、及時地進行制衡，不啻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拷問。
　　再“簡政放權”，對於權力本身而言，也少不了剛性監督與制衡的存在。有效的、能體現在全過程中的監督，無疑是個案官員頻頻被查之外，最需要直面的真問題。對權力到底有多大的追問之外，還必須問一問、想一想，權力是否得到了起碼的監督和有效的制衡。　　（原標題：[社論]局長權力有多大：絕非天問，根在制衡）